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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
一些媒体报道可能会将这个答案引向一位华裔男性——陶哲轩。据说,他被公认为“智商最高的人物”,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米那卡·格罗斯教授在对其进行测试后发现,他的IQ高达230,远超爱因斯坦、牛顿、霍金。
而陶哲轩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步,也在不断印证着他的天才之名绝非过誉——
10岁、11岁、12岁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分获铜牌、银牌、金牌,是年级最小奥赛金牌获得者,该记录一直保持至今;
14岁时进入澳洲的福林德斯大学就读,两年取得学士学位,一年取得硕士学位;
17岁进入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博,21岁博士毕业,24岁即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31岁那年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天才奖”和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莫扎特”。
这个身形瘦削、眉眼清秀的大男孩是个当之无愧的天才,几乎每个见过或听过他故事的人都会这么想,超高的智商、惊人的成就,是老天赠予他的礼物。
但只有陶哲轩自己明白,聪明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因素,明智的家庭教育、专业上不懈的探索与热情以及拥抱人生的幸福感,才真正帮他拼出了那份迈向成功的拼图。

不做“神童”,放慢步调成长

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神童,你会怎么办?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有点慌,陶哲轩的父母陶象国与梁蕙兰也不例外。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相比,陶家夫妇属于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他们是香港大学的同学,一个是儿科医生,另一个则是教师。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们移民澳大利亚,并在澳洲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儿子陶哲轩。
童年时期的陶哲轩
童年时的陶哲轩不仅是个浓眉大眼的萌娃,更早早地显示出了过人天赋——两岁时,他就开始教比自己更大的孩子数数;三岁时,还会用洗涤剂在玻璃上喷写算术。
在意识到儿子的与众不同之后,陶家夫妇是慌乱的,一个个有关神童的传说迸发在脑海,“或许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个史上最小的大学生,甚至博士”,他们这么想着,把三岁半的儿子塞进小学校服,送他去上学。
然而没过多久,陶哲轩还是回到了幼儿园。
那是因为陶家夫妇发现,年幼的儿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的教学与社交环境,在学校总是哭闹;而且仅仅对数字表现得格外敏感的陶哲轩,其他科目其实难以完全跟上。
陶哲轩的父亲陶象国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急不慌,放慢儿子的成长脚步。拼命催化天才儿童的成长,直至培养出一个让大人满意的“明星”,不再是他的目标。
他想到的是,在开发孩子数学潜能的同时,为他打好人文学科的基础,并在社交、情商等方面有意识地多加引导与训练,让儿子成为一个按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天才。
感谢如此明智的父亲,陶哲轩的人生或许因此产生了质的改变。反观同时代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三大天才神童——宁铂、谢彦波与干政,几乎都在成年人的期待下,朝着“最小高材生”的方向一路狂奔,结果,有的出家为僧,有的精神失常……早期智力的先发优势,并未让他们笑到最后。
跟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成年人推动着前进的神童相比,陶哲轩无疑是幸运的。
他按部就班地上了幼儿园、小学、中学…… 每到一所学校,父母都会和校长商量,给陶哲轩全面的科目安排与正常的校园生活,但只要孩子愿意,他随时可以优先学习任何高阶的课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跳级。
著名数学家埃尔德什在检阅10岁的陶哲轩写的论文
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下,陶哲轩茁壮成长,他的数学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没有被刻意地引导朝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位小神童的成就依旧可以说是喜人的——
7岁自学微积分并出版了一本关于Basic程序计算完全数的书;8岁半时参加SAT数学部分的测试,夺得760分的高分(满分800分);10岁时的论文获得数学家埃尔德什的好评;从那以后,更作为国际奥数竞赛的常胜将军,频繁地现身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陶家夫妇曾带陶哲轩去见过当地著名的研究天才儿童的教授米那卡·格罗斯,这位教授对陶哲轩超高的智商惊叹不已。经过缜密的研究后,格罗斯教授提议,陶哲轩完全有能力在12岁之前读完大学,刷新澳洲记录,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陶家夫妇采纳。
他们将决定权留给了儿子。陶象国也认为,只有让孩子打下科学、哲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基础,陶哲轩对数学的热爱才会随着心智的成熟而日渐炽烈,未来前景才更广阔。
1989年,14岁的陶哲轩终于迈进了大学校园,当然,这已经是不疾不徐成长的结果。他在福林德斯大学花了两年的时间拿到了理科荣誉学士,随后又用一年读完了硕士。
福林德斯大学
硕士毕业后,在数学领域有着更高追求的陶哲轩获得了儿时结识的数学家埃尔德什的亲笔推荐信,赴普林斯顿大学读博。
这是他人生中真正的转折点——从一个在数学上颇具天赋、在竞赛中屡次获奖的神童,向一个真正数学研究者与开拓者转变。
入读普林斯顿的那一年,他17岁。

从奥数神童到数学家

在数学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般来说,“奥数神童”与“数学家”鲜有交集,许多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年幼时并非奥林匹克竞赛的佼佼者;而奥赛冠军可能到了更高阶段的数学研究领域,就销声匿迹。
考奥数与做科研,其实在本质上有着差别,一个像是短跑选手,要求短时间内的爆发程度与冲击力;另一个则像是马拉松,要在长期的耐性与积累后,才迎来胜利。
但用陶哲轩的导师、沃尔夫奖获得者埃利亚斯·施泰因教授的话来说,陶哲轩是非常少有的、能够同时擅长奥数与科研的人。
“一个百年不遇的奇才”,教授这样评价他。
可即便如此,刚刚进入普林斯顿的陶哲轩也曾遭遇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普林斯顿数学系的大神真的太多了,同学们都在说着他没听过的领域,同时,数学专业的博大精深,让他愈发感受到自己从前的无知。

普林斯顿大学

陶哲轩消沉了一段时间,他沉迷于游戏,差点挂掉了决定他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博士学业的候选人考试。在陶哲轩的前半生,高智商帮助他解决了生命中遇到的大部分难题,但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发现,很多事情已远远不是靠着“我很聪明”就能应对。
幸好,陶哲轩并没有在歧途中耽搁太久,从小接受到的“全人教育”让他拥有从挫折中走出来的勇气,普林斯顿一流的教学资源又让他可以在开拓探索的道路上来去自如。
他主攻多个方向——从调和分析到偏微分方程;从解析数论到算术数论;还有一个工科:照相机压缩传感原理。在调整心态、自我蜕变的过程中,陶哲轩也愈发感受到数学之美,那种富有生机的创造力,让他着迷。
千禧年之初,陶哲轩与现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本·格林教授用质数级数解决了一个与“孪生质数”相关的猜想:一些质数数列间等差,如3、7、11之间,均差4;而数列中下一个数15则不是质数。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无穷大的质数数列中,也能找到这样的等差数列段,这个成果在数学界引发了轰动。
毕竟,自欧几里德提出“孪生质数”概念的2300年以来,还是有人第一次给出系统的证明,这个发现也被命名为"格林-陶定理"。
2015年,陶哲轩又宣布证明了自己的引路人、数学家埃尔德什在1932年提出的“埃尔德什差异”,在此之前,这个问题被搁置了80余年,直到埃尔德什逝世都“无人问津”。
陶哲轩不再是迷茫的学生了,他一跃成为UCLA最年轻的教授,数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因为在数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菲尔兹奖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艾伦·沃特曼奖。
最近的一次获奖记录,则是由阿里的马云夫妇、Facebook扎克伯格夫妇等人联合发起并提供资助的“数学突破奖”,这个奖项给予那些杰出的青年数学家300万美元奖金。
可在拿到巨额奖金后,陶哲轩转头就将其捐给了培养新一代青年人才的基金会。“花不完”,是陶哲轩给出的唯一原因。
在他的生命里,科研是永恒的主旋律,陶哲轩早早地超越了那个只是靠着高智商解决问题的神童阶段,如今的他,是一位简单纯粹的数学家,成功背后更多的是永不松懈的意志力与面对逆境时的不放弃。
“努力、勇敢、热爱与坚持,都比聪明更重要。” 数学家陶哲轩这样总结成功的奥秘。

是天才,也是幸福的普通人

因为在数学领域璀璨夺目的表现,陶哲轩还有一个诨名——“数学界的莫扎特”。但UCLA的师生、陶哲轩身边的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教授可一点都不像音乐神童莫扎特。
莫扎特虽然音乐天分爆表,却性格怪异,到处得罪人。“怪胎”,似乎与天才的宿命如影随形——牛顿,脾气暴躁;纳什,妄想狂;佩雷尔曼,喜欢留长指甲……可陶哲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他是天才,也是幸福的普通人。
陶哲轩一家四口的合影
在UCLA任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三岁的韩裔女人劳拉,这位高知女性如今在美国航天总署(NASA)担任工程师,她为陶哲轩生下了一儿一女。在一家四口的合影中,陶哲轩总会露出灿烂笑容,依偎着妻儿,与一个普通中年男人无异。
在外头他是备受敬仰的教授,回到家却也是一个会给孩子换尿布、陪孩子玩、送孩子上学的奶爸。曾有个送孩子来UCLA参加夏令营的家长惊奇地发现,陶哲轩竟然活跃在他们的家长群中,夏令营结束,他还亲自跑来接娃回家,一路上嘘寒问暖,可爱极了。
在知乎提问“在UCLA陶哲轩手下读博是什么感受”的回答中,一个他带过的学生答道,陶教授是那种对学生很宽容、但绝非不关心学生的导师。学生如果被其他教授“欺负”了,他会挺身而出;他乐于与学生探讨问题,迅捷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最神奇的是,无论遇到多么难懂的问题,哪怕陶哲轩也答不出来,他总有办法找到各路牛人来帮忙。
图片截取自知乎
谦和、反应快、人脉广,是许多学生对陶哲轩一致的评价。对于那些没办法进入UCLA、近距离感受其魅力的学子们来说,他们也有一个途径来跟着陶老师学习,那就是浏览他的WordPress。
平时,陶哲轩会把自己对数学的思考与见解分享在这里,也会提出一些学习数学的好方法。全世界各地的同学来到这里留言交流,他会每一条都认真阅读并回复。
图片截取自WordPress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在撰写陶哲轩故事的时候所说的那样——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不多,幸福而快乐的天才则更加少。幸好有如陶哲轩这般的天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资质非凡的孩子,完全伸展自我后发展出的模样。
陶哲轩拥抱美满人生的秘诀,是内在的天赋与努力,是外界的教育与指引,抑或是两者兼有之,恐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于大多人来说,成为天才是一件可望而不即的事,但恰恰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大多数,构建了天才神童成长的土壤。天才的出现并不稀罕,然而如何成长为“陶哲轩”式的天才,永远是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

注:本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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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着乔治梅森大学最近的一届新生致辞时,丽贝卡·戈尔丁(Rebecca Goldin)传递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数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36%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时间里批判性思维并未显著提高。戈尔丁解释说:“这些学生很难区分事实和观点,也很难区分原因和相关性。”


接着,戈尔丁给出了一些建议:“多修一些数学和科学课程。我认为定量思维是处理我手头信息的最佳工具”。以她引用的研究为例,乍一看,这似乎表明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是懒惰或无知的,或者高等教育是一种浪费。但戈尔丁告诉她那些双眼发光的听众,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另一个信息:“原来,这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修过任何科学课程。”


戈尔丁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数学科学教授,她毕生致力于提高人们的定量思维素养。除了研究和教学职责之外,她还志愿担任中小学数学俱乐部的教练。2004年,戈尔丁成为乔治梅森大学统计评估服务项目的研究主任,这一项目后来发展成为由非营利组织美国科学智识和美国统计协会运营的STATS项目。


当《量子》杂志第一次接触戈尔丁时,她担心自己的双重身份(数学家和公务员)太过“截然不同”,无法在采访中调和。然而在交谈中,我们很快就明显感觉到,在戈尔丁的这两个自我之间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的,正是她的信念:数学推理和研究不仅用途广泛,而且令人愉快。无论是讨论在高维空间中操纵流形,还是讨论统计显著性的意义,她对逻辑的热情都颇具感染力。


《量子》杂志采访了戈尔丁,谈到了如何在抽象思维中发现美、STATS如何帮助记者精通统计知识,以及为什么数学素养可以提高人的能力。以下是经过编辑和精简的对话。


你对数学和定量思维的热情从何而来?


我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喜欢数学。我非常喜欢数列和其他一些奇怪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东西都跟数学有关。我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他会在餐桌上提出一些奇怪的谜题或谜语,有时我只花一分钟就能解开它们,有时我会说:“唉,我实在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整体是轻松愉快的。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以把对解决谜题的兴奋应用到专业的数学学习上?


其实已经很晚了。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修了一门拓扑学的课。拓扑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它跟我之前见过的所有课都不一样。它不是微积分,没有复杂的计算。拓扑学里的问题真的非常复杂而特别,而且很有趣,这是我从未预料到的。这种感觉有点儿像是坠入爱河。


你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辛几何和代数几何。你如何向非数学工作者描述自己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我在研究数学对象的对称性。当你对宇宙一类的东西感兴趣时,对称就出现了。在我们的宇宙中,地球在自转,同时也绕太阳公转,而太阳又在一个更大的星系中旋转。所有这些旋转都是对称性。还有很多其他产生对称性的方法,它们可能会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用一种被称为“”的简洁数学对象来考虑这些对称性。这一点非常有用,因为如果你想解方程,你又知道这些方程中存在对称性,那本质上你就可以在数学上找到一种方法来扔掉这些对称性,让方程变得更简单。


是什么促使你去研究这些复杂的对称的?


我只是觉得它们真的很美。很多数学最终都是艺术性的,而不是实用性的。这就像有时你看到一幅有很多对称性的画,会脱口而出:“哇,真是太神奇了!”但当你学习数学时,你会开始“看到”更高维空间中的对象。你不一定要用雕塑或艺术品的方式来想象它们,但你会开始觉得你所看到的整个对象系统以及它的对称性真的很美。就是美,没有别的好词来描述这种感觉了。


你是如何参与STATS的?


当我成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时,我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不仅仅是研究和数学。我喜欢教书,在象牙塔里,我只是在解决自己认为好奇和有趣的问题,但我也想为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做点什么。


当我第一次加入后来成为STATS的项目时,这个工作有种“挑刺儿”的意思:观察媒体如何谈论科学和数学,并在有人犯错时指出错误。随着我们工作的进展,我对记者如何看待和处理定量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报告统计数据时最常见的误区是什么?


最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性。人们会说:“哦,这很明显。这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当你遇到挑战我们信仰体系的例子时,真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我认为,部分问题在于,科学家想探索的问题总是超出他们以现有工具能探索的范畴,而且他们不会每次都明确地告诉你,他们回答的问题未必是你认为他们在回答的问题。


比如,你可能想知道服用激素对已绝经的女性是有益还是有害。所以你会从一个定义明确的问题开始: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但你不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回答的问题是,与对照组(即普通人群)相比,你在研究中招募的那些服用激素的女性(也就是那些特定的女性),她们的心脏病、乳腺癌或中风的发病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这可能无法回答你最初的问题——“我也会这样吗?或者像我这样的人呢?或者整个人群呢?”


你希望STATS达到什么目的?


我们的一部分目标是改变新闻界的文化,使人们认识到使用定量论证、并在得出结论前考虑定量问题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不是利用某项研究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而后者也是科学家可能会做的事:他们可能会有意暗示对某件事的某种解释。我们希望记者们能够在思维上拥有一定的严谨性,当有科学家对记者说“你就是不理解我的复杂统计数据”时,记者就可以挑战他们。


你认为统计素养赋予了公民一种力量。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定量信息的能力,那我们通常做的决定就会更多地基于我们的信念和恐惧,而不是实际情况。在个人层面上,如果我们有定量思考的能力,我们就能对自己的健康、在风险方面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做出更好的决定。不管怎样,能不被吓着或逼着做事,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集体层面上,教育的影响一般来说是巨大的。我们越能让人们理解如何以定量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就越能成功地克服偏差、信仰和偏见。


你还说过,让人们理解统计,需要的不仅仅是引用数字。为什么你认为讲故事对传递统计概念很重要?


作为人类,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无论你的定量素养有多高,你都会受故事影响。它们就像我们脑海中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你只报告统计数据而不讲故事,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兴趣、情感或意愿来参与这些想法。


你在STATS的13年里,媒体对数据的使用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有了互联网,我们看到搜索引擎产生的数据有了大幅增长。记者们越来越善于收集这类数据,并在媒体文章中使用它们。我认为,现任总统特朗普也引发了我们对所谓事实的诸多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们一般认为掌握事实真相越发重要。


那很有意思。所以,你认为公众对“假”新闻和“另类”事实的认识,正在促使记者们更严格地核查事实?


我确实觉得这很有促进作用。当然了,有时信息会被扭曲,但最终只有极少数记者会扭曲信息。我认为95%的记者和科学家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你也在儿童数学俱乐部做志愿者。你想让大家理解数学和数学文化中的哪些想法?


我试图引入一些真正不同的、有趣的、引人好奇又奇怪的问题。例如,在一场为孩子们组织的活动中,我带了一堆丝带,让他们了解了一点儿扭结理论。我想让他们明白两件事:第一,学校里的数学并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合乎逻辑,同时也优美且富有创造性;第二,我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数学是一种快乐的体验


本文摘自《素数的阴谋》(托马斯·林/编著,张旭成/译,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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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数学教育三座学术高峰之一的张奠宙教授曾经发布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这样写道:"陶哲轩是2006年的菲尔兹奖获得者,是当今数学界公认的天才之一,在他5岁生日过后,就迈进了离家2英里外的一所公立学校,这所小学的校长答应给陶哲轩提供灵活的教育方案,刚进校时,他和二年级孩子一起学习大多数课程,数学课则与5年级孩子一起上,


7岁时,陶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当时校长觉得小学数学课程已经无法满足陶哲轩,就成功地说服了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他每天去中学听一两堂数学课,1985年初,10岁生日前几个月,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弗林德斯大学度过,修大学二年级的数学,一年级的物理,余下时间在高中学12年级的化学、11年级的地理和拉丁文、10年级的法语、9年级的英语和社会学,墨尔本大学卓越数学教育国际中心主任Garth Caudry教授每周三的下午都和他会面,讨论数学问题"。




1983年4月27日,一篇名为《陶哲轩、7岁、出色的高中生》的报道让克莱门茨首次知道了这个名字,在报道里说,陶哲轩花五分之二的时间在高中学习11年级的数学和物理,其余时间在小学学习,他生于1975年,2岁开始学读写,7岁时已有了16岁学生的学业能力,而且学得轻松,理解透彻,与班上同学相处得很好,


他总是比别的学生提前二节课完成所有的数学作业,他的爱好包括计算、玩电子设备、看科幻小说,他父亲陶象国是医生,出生上海,母亲梁惠兰生于香港,毕业于数理专业,他们1972年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还有两个比陶哲轩小的孩子,由于多年来对数学超常儿童的兴趣,克莱门茨细读了这篇报道,并觉得陶哲轩的父母和老师在试图满足他的特别需要方面是足够大胆的,但当时因故没准备去研究他,


1983年6月,在受邀作一个题为"数学特殊才能学生的鉴定"的报告,他提到了关于陶哲轩的报道,讲演后,一位听众向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陶哲轩的父亲,并邀请他去其家里对陶哲轩的数学能力和行为作出评估,在7月16日,克莱门茨应邀来到其家中,当时,陶哲轩还不满八岁,当走进他家时,他正在房里读一本《微分几何》,闲谈片刻,克莱门茨按通常的超常儿童评估程序对陶哲轩进行了首次评估测试,


让他解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ACER)运算试卷的60个问题,并提醒他一开始不要嘲笑试题容易,因为试题是逐步变难的,陶则十分有趣地回答说:"试题又没有耳朵,不会知道我是否笑话它们",观察他的解答过程,克莱门茨明显看出试题对他太容易了,他完全正确地答对了60道题,按ACER标准,期望12年级学生答对53/60,并且他曾用此卷测过的许多智力优秀的小学生,其中没有一个人得分超过57/60而陶哲轩还是所测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接着,他又给了陶哲轩出了8个问题,并让其说出每道题的想法,不要求他书面写出,自己作记录,下面是问题和回答:



陶哲轩用9分钟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是克莱门茨所测试过的小学生中第一个全部答对的,在陶哲轩解答运算试卷时,他注意到陶常写下适当的代数法则去验证代数步骤,这促使他改变了正常的测试程序,在陶完成上述8个问题后,他们进行了下列谈话(M代表作者,T代表陶哲轩),


M:实数的加法结合律是什么意思?

T:你把括号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关系:(a+b)+....+c等于a+...+(b+c)

M:交换律是什么意思呢?

T:你可以改换顺序,a×b=b×a,a+b=b+a

M群是什么?

T:(回答正确)

M:交换律怎样?

T:在阿贝尔群内成立

M:什么是域?

T:我不知道

M:什么是分配律

T:*对°分配,a*(b°c)等于(a*b)°(a*c)

M:请给我举个例

T:乘法对加法

M:加法对乘法呢?

T:仅在布尔代数中成立


克莱门茨被陶哲轩的回答惊到了,因为他只有7岁,但不仅惊人地掌握了代数定义,而且能自如地运用复杂的数学语言,接着,他又提出如下问题:正方形的边长增加3m,"新"正方形面积比原正方形大39m²,问新正方形边长是多少?



陶哲轩的书面解答见上图,至此,克莱门茨的首次评估测试开始形成初步印象:喜欢用解析的,非直观的方法,而不太利用直观图象解题,在稍微休息后,他又让陶哲轩书面详细解答如下问题:



陶哲轩对问题2和问题3的解答加深了克莱门茨的看法,他喜欢用解析的,非直观解法策略,在完成这两道题后,作者又给他出了两道较为简单的问题:描出y=x²+x的草图,陶立马完成,接着再让他求出拐点坐标,他写道:dy/dx=2x+1,x=-1/2,y=-1/4,(-1/2,-1/4),而这个回答仅仅只花了20秒钟,问题2,描出y=x³-2x²+x的图象,他约用了1分钟作出如下图的解答,反映出他对微分的掌握情况.



在离开陶哲轩的家之前,克莱门茨向他的父母询问了其智力发展背景和他们的态度,陶的母亲教过中学科学、物理、化学和数学,她有时会指导陶的数学学习,但帮助不大,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在数学方面告诉他该做什么,他喜欢自学数学,放学后常花3-4小时的时间来阅读数学教科书,


第二次评估是在五个星期后,仍在陶的家里进行,此时他已满八岁,评估开始,克莱门茨让他考虑S={a+b√2:a、b∈R}在加法运算下是否构成群,陶立即说道(S,+)是一个群,接着又问他(S,+,×)是否成域,他通过验证予以肯定回答,克莱门茨故意问他关于域的问题,是因为首次评估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域,而这次他的回答熟练而简明,已经可以与大学数学专业学生相比


接着继续测试他对微积分概念和公式的掌握情况,他能说出x²、x、sinx、sec²x、1/(1+x²)、1/(1+x²)的导数,但还未学1/x的原函数,在让他求出1/(1-x²)的原函数时,他用代换x=cosθ得出∫dx/(1-x²)=∫-cosecθdθ后就不会做了,提示他用部分分式,但没能帮助他解出来,他对克莱门茨说下几周将学更多的积分内容,接着克莱门茨随手画出了下图,让他求阴影面积,他迅速用积分求出,又问他y=1/x²的图像(x≥1)与x轴所围面积,他亦能正确算得结果为1.



接着让他测试"Monash空间直观测试卷",他答对27/30,而12年级学生常模平均得分只有24/30,他做错了三题,其中之一如下图1、2所示,如果,图1中的图形放置成图2后,图2中箭头所指的角1和角2原是图1中的什么字母?克莱门茨让陶哲轩说出解决这道题的思路,并作了录音,



他设想旋转二次使图1变为图2那样的位置,并确定了角1为J,但误认为角2为N,他告诉克莱自己对直观问题的转化有困难,在该试中他所犯的另一错误也是由于缺乏对直观图形进行复杂操作的能力,分析陶上述空间测试答卷表明,他的空间能力发展得特别好,但在解题时,即使需要复杂的思维而又有许多直观方法,他也宁愿使用非直观的分析方法,而不太用需要直观想象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伯登(Burden)等人1981年的研究成果指出:宁愿用分析方法而不太用直观方法的学生更善于解空间测试题,克鲁捷茨基则在1976年已指出,空间概念能力和直观抽象数学关系的能力都不是数学才能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影响个人的数学气质,在陶哲轩解答空间测试卷时,


克莱抄到了他在过去二年准备的22本数学书目,


其中有《矩阵与向量》《数、不等式、线性规划》《国际数学奥林匹克1957-1977》《逻辑基础》《微积分理论和应用》等,他习惯于从头至尾阅读数学书而不是只读几部分,他渴望别人对他应该再读什么书提出建议,陶的父亲告诉克莱门茨,他能惊人地记住自己读过的内容,在几次交谈中,陶哲轩不时打断谈话,和克莱说这是他曾经读过的东西,然后取来一本书,很快找出相关章节给他看,


在完成空间测试题后,克莱又给了他一个关于下述序列的开放性问题,该序列从第二项起每一项是前一项的各位数字的平方和,并让他回答下面四个问题,(1)哪些自然数产生像2和3那样的序列?(2)哪些自然数产生像1和7那样的序列?(3)哪些自然数产生的序列不像1和7产生的序列?(4)其他有趣的方面?并要求他在20分钟之内解答,克莱再次被他的正确解答给惊到了,



下午,克莱又给他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中字母取值为0-9的整数,k=3,求其他字母所代表的数值,并要求他边做边说解法思路,陶很快解出,其解法的明显特点是偏爱于列出和解出关系方程,这又一次显示出他喜欢用分析的、逻辑性强的求解策略.



1983年9月17日,陶的父母再次邀请克莱门茨弗林德斯大学的达尔森博士一起到他家讨论关于陶哲轩提早进弗林德斯大学的可能性,到家之后,达尔森与陶哲轩几乎谈到了各个数学专题,克莱门茨接着又出了几个问题,让他求出xsinx、e^xcosx、sinx/(sinx+cos)的原函数,最后一题他的解法,完全反映出他已熟知ln|x是1/x的原函数,而上一次评估他还不知道,



再让他求(2x-4/x)^10的常数项,他表示二项式定理方面的题做得不多,于是努力构造帕斯卡三角形以求出答案,克莱门茨让他不需要立马给答案,可以等下次再告诉其快速求解的方法,果然,两星期之后,陶哲轩就能根据一般项迅速求出答案,克莱门茨看到他的一本近期数学作业本,本上每页底下写有日期,他发现陶经常一天在家做3页至5页练习,其中有解二阶微分方程、求积分等题目,有一道题反映出他已能熟用"部分分式法"求积分,而在上次测试时他还不知道,


对于陶哲轩肉眼可见的学习速度,克莱门茨再一次被惊到了,而关于陶哲轩将来的学习,他父母决定1984年不再让他去学校学数学,而在家中继续学代数结构、概率统计、计算数学和数学分析等内容,并且在明年,将他送到弗林德斯大学读数学学位课程,达尔森相信,即使陶哲轩在九岁就开始大学生涯,仍将比大多数大学一年级同学的数学好得多,不过还需要给他提供良好的特殊教育,克莱门茨也同意这一论断,并相信如果陶哲轩在今年就进入大学,也不会对大学数学课程感到困难,


在其家中,陶哲轩还提到了他对自己所编的"求完全数"的计算机程序非常满意,该程序于1983年11月由南澳一家学生数学杂志《Trigon》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过在1980年8月就曾有报道介绍他在一个儿童俱乐部的数学游戏中很快找出了"紧接在序列9182736后面的四个数字"是4554,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3年11月非正式参加南澳的大学入学数学I考试,这是给12年级学生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3小时考试,他不到2个小时答对93%,根据以上对陶哲轩数学才能和兴趣的评估,


克莱门茨得出了以下十个结论


(1)他能惊人地长久记住自己所学过的数学定义、证明和思想

(2)尽管他的空间思维能力发展得很好,但他解题时明显(虽然是无意识的)偏于应用语言逻辑思维,而较少用直观思维

(3)他对数学专著有良好的理解能力,即使著作中使用了大量复杂的数学术语和符号

(4)他特别喜欢分析、代数结构、数论和计算等等科目

(5)他不必借助概念的具体模型就能很快掌握抽象的数学概念,


(6)他能对以前未见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提出解法策略,已能很主动地去探索数学世界的奥秘,他特别喜欢阅读数学史,喜欢寻求所喜爱的一些算法的应用

(7)他自学数学的速度很惊人,这也是许多数学超常儿童的特点

(8)一旦他发现海洋不知道的数学知识,他就产生兴趣,想方法找到有关书本进行学习

(9)某问题一经解出,他便不太愿意检查所做过程,似乎宁愿去做新的事情

(10)他用一种容易与别人交流的方式谈论自己的工作,不会洋洋得意,在进行书面解答时,他常常写的恰如其分使别人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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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摘要:

  1. 人工智能让现有优势荡然无存。人工智能就是通过机器进行深度学习来工作,而这种学习过程就是大量地识别和记忆已有的知识积累。这样的话,它可以替代甚至超越那些通过死记硬背、大量做题而掌握知识的人脑。而死记硬背、大量做题正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的通常做法。所以,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2. 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创造性思维=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这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强。因为人接受的教育越多,知识积累多了,但好奇心和想象力可能减少,所以创造力并非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加,好奇心和想象力通常会逐渐递减。
  3. 功利主义扼杀了创造性思维。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一、短期功利主义;二、长期功利主义;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后面的比前面的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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